湖北省首座自锚式混凝土悬索桥建成通车

权利公平包括三重意义: 一是权利主体平等，排除性别、身份、出身、地位、职业、财产、民族等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公民皆为权利主体，谁都不能被排除在主体之外; 国家对每个公民 不偏袒、非歧视。

(19)关于系统论，可参见金炳华等编：《哲学大辞典》(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第1610页。第三，在当下中国，至少就目前来看，无论是法官群体还是非法官群体，都认为体制以及环境因素是制约或影响司法公信力状况的最主要因素。

哲学解释学指出，正是前见使得人们认识世界、社会交流成为可能，也正是前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认识、交流的结果(可参见[德]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这就正如当下热议的医患关系一样(其实质就是患者对医疗系统的评价、也即医疗公信力)：如果没有好的医疗条件、没有好的药物供给、没有完善的医疗体制，一个医疗系统几乎不可能获得患者以及社会的认同或赞赏。此时，司法系统通过司法工作来协调两者将变得几乎不可能。或者完全抛弃对实际社会的兴趣，一味构筑乌托邦以自娱([英]霍布豪斯：《形而上学的国家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加强说理，认真拟定判决书。

(4)法官群体对司法本身有更高的期望，因而心理落差更大，于是给予了更低的评价。当且仅当受访者就问卷本身提出疑问时，课题组工作人员才会介入。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学家。

在西方政治演进史上，民主政体大多脱胎于君主政体，是君主政体的替代物。按照托克维尔的这些论述，欧洲历史上的法学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法学家精神。按照共和民主的理念及其制度，民主是个好东西，③ 但在这个好东西的旁边，还有另一个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好东西，那就是贵族精神或法学家精神。以上所述，基本反映了托克维尔关于法学家精神的认知。

他们尊重先例，具有浓厚的尚古气息，对祖先的思想百依百顺。按照这种规律，如果一个政权愿意赋予法学家较高的政治地位，是否就会极大地减少这个政权的敌对因素？从托克维尔的逻辑来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可见，较之于英国的法学家，美国的法学家更幸运，他们坐在律师席或法官席上，他们自始就是美国的贵族。而从习惯和爱好上来说，又属于贵族。其时，托克维尔年仅30岁。法学家精神本来产生于学校和法院，但已逐渐走出学校和法院的大墙，扩展到整个社会，深入到最低阶层，使全体人民都沾染上了司法官的部分习性和爱好。

托克维尔说：如果把富人、贵族和君主撵出政府，法学家在政府里就将总揽大权，因为那时唯有他们是人民能够达到的最聪明能干的人了。这个朴实的判断，剥去了一些人臆想出来的、笼罩在法学家身上的某种光环，露出了法学家的功利本性，把法学家还原成了追求眼前利益的功利人，实际上是对历史上的法学家群体进行了脱魅化的处理。如果掌权的贵族愿意把政治权力拿出来与法学家共享，那么，两者之间就可以相安无事，甚至可以团结如一人，但是，如果掌权的贵族在政治上排斥法学家，那就会遭到法学家的激烈反扑。如果上文的分析可以视为注，那么，从托克维尔的观点与结论出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延伸性的讨论，就可以视为疏吧。

④ 蔡定剑：《民主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的关键》，《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托克维尔还注意到：有一种社会，其法律界人士在政界如果不能获得他们在民间所处的地位。

在法学家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话语分裂：有的置身于政治与法律的实践领域，完全融入到现行的政治体系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语言表达都被现行政治体系所同化，法学家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个性已经消失殆尽。此外，美国的法学家蔑视民意、制约民主——这是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民主时得出的结论。

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托克维尔 法学家精神 论美国的民主 多数人的暴政 。但是，每当贵族愿意将其某些特权分给法学家时，这两个阶级便能十分容易地联合起来，甚至可以说能够成为一家人。托克维尔说：民主精神如不结合法学家精神，我怀疑民主可以长期治理社会。仅从民主的角度，并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政治制度。既然是注疏，那就应当是注与疏的结合。因此，法学家虽然并不喜欢民主本身，但却极大地受益于民主政体——这种政体可让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独享垄断与通吃地位。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学家和贵族有很多共性：第一，他们都是一些保守的社会力量，总体上说，都不喜欢民主的轻率激情，都不喜欢革命——尤其是当革命不能给他们带来现实的利益时。但在百年中国，不要说法学家不具备那种固守传统、遵循先例的贵族精神，就是搜遍整个中国社会，也找不到这种贵族精神的踪影。

从学理上看，托克维尔时代的美国式民主，可以称为共和民主。② 如果要追问贵族与法学家对规范的尊重有什么差异，那就是：法学家偏于知，但却可能知而不行——有些法学家熟悉规范，但照样违反规范或者故意规避规范。

法学家爱权力，甚于爱人民。法学家为什么不喜欢民主的轻率激情呢？托克维尔解释说：他们在执业当中时时觉得自己优越，他们是一门尚未普及的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大师，他们经常在公民中间充当仲裁人。

因此，司法的语言差不多成了普通语言。如果政府的专制是以暴力进行的，那么，在把政府交给法学家管理以后，专制在法学家手里将会具有公正和依法办事的外貌。托克维尔认为，法学家虽然习惯于反对民主、蔑视民意，具有贵族的部分本性，倾向于与贵族保持一致，似乎是贵族的同路人。法学家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去对抗民主的本能，用他们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用他们的谨慎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用他们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用他们的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

托克维尔已经注意到：英美法学家更偏好古老的事物，他们反反复复地引证别人的观点，极少发表自己的见解。人民听法学家的话而不气恼，因为人民预料法学家不会出什么坏主意。

不要期待他们会以革新者的面貌出现，他们宁愿被人指为荒谬绝伦，也不愿承担冒犯老祖宗遗训的大罪。如果我们相信这段描述，那么，法学家就是贵族派驻到民主政府中的使节，是贵族撤退之后潜伏到民主政府中的卧底，他们是贵族的化身，是贵族政体在民主政体时代的历史遗留物。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于1835年。①法学家精神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或学术概念，也许是因为过于疏阔、空洞，外延太大，内涵太小，漫无边际，讨论起来有诸多不便，让人觉得很难作出扎扎实实的分析，也不容易得出有理有据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让研究者们避而远之。

法学家是人民和贵族之间的天然锁链，是把人民和贵族套在一起的环子。典型的事例是，1789年推翻法国的君主政体，主要应当归功于法学家。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托克维尔经常把美国的情况与法国的情况加以比较——据他自己说，这正是本书成功的主要原因。在这种语境下，遵循先例既不可能，固守传统也无从谈起。

托克维尔的这个判断，揭示了美国式民主的核心秘密。而把诉讼人的盲目激情引向正轨，又使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判断产生一种蔑视感。

然而，把这个结论移植于当代中国，用来期待当代中国的法学家，行吗？当然不行。由于没有传统贵族留下的阴影，美国的法学家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法学家精神势不可挡地传播到整个社会，这样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无论是英国的法学家还是其他国家的法学家，都无法比拟。

在英国，他们同贵族结成了亲密的联盟。托克维尔描绘的精神肖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它对于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都是一些值得思考的根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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